我战斗的一生 

    

  向平(口述) 

           编者注:向平,19507月至19569月,先后任中共广州市河南区委代书记,河南区人民政府区长) 

    

  1922年出生在广东东莞市万江区坝头村,在读中学期间,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,就组织了一个读书会,名义上是学习国语,实际上是接受共产主义的理想教育。19388月,我16岁毕业时就决定只身投奔延安,但我不敢直接与家里人说,就说到广州求学。记得母亲送我出门是边流泪边叮嘱,我也是背着个包袱边走边哭地离开了家。到了广州,就立即找到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,办事处主任是徐冰(解放初期曾任北京市委委员、副书记)。办事处给我开了介绍信,我就千里迢迢地赴陕北公学学习。途径武汉,被贼人告发,东躲西藏终于躲过一劫。 

  陕北公学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。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以后,为造就成千上万的革命干部,满足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,中共中央于19377月底决定创办陕北公学,并于8月任命成仿吾为陕北公学校长兼党组书记。陕北公学实行党团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,直属中央组织部、中央宣传部领导,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创办的一所革命的大学。 

  在陕北公学时,我们100多人住在一个牛棚里,有5个火炕,我们所有人都睡在炕上。吃饭时每人发一个碗,主食就一个馒头,配菜就两根大蒜和两只辣椒。生活虽然艰苦,大家都很高兴。没水洗脸,就从驻地旁边的水沟里面舀一点点水抹一下脸。北方天寒地冻,挑水时洒落下地的水滴都结成冰,这对来自南方的我可是一个极严峻的挑战。虽然条件很艰苦,但我们心情都很舒畅。 

  1939年夏,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变化,日寇、国民党顽固派加紧进攻解放区。6月,中共中央决定陕北公学、延安鲁迅艺术学院、延安工人学校、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四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,开赴华北敌人后方办学。我们陕北公学的近5千学员要横渡黄河北上。当时河道两旁全部都结冰了,而河道中间还是波涛汹涌,水流声震耳欲聋,但是想着要到延安,学员们还是很兴奋的。渡河时,每艘船坐40多人,一艘一艘地在河中搏击风浪,场面还是挺壮观的。 

  过了黄河之后就开始爬山,要翻过吕梁山。从日出爬到晚上,当爬到山顶时,两只手都冻僵了,吃饭都拿不起筷子。爬上山顶还不能停留,要立即下山。终于到了目的地——延安抗日军政大学,朱德、康克清、彭德怀等领导在那里迎接我们,随后还给我们讲课。 

  我毕业后在八路军11534468912连任文化教员(该团团长为韩先楚)。那时在太行山,正好遇到日本军的大扫荡,我所在的连队负责保卫八路军总司令部。在两个多月的反扫荡战斗中,我连战士伤亡过半,指导员也牺牲了。反扫荡结束后,朱德总司令到连队亲切慰问我连指战员。在这次战役中,我得到了战火的洗礼,增强了革命斗志和军事技能。后来,我就随野战部队新四军10旅到了皖北的凤台、涡阳、蒙城一带进行抗日。我曾分别在山西的决死队及团司令部任指导员,在皖北的时候任旅政治部锄奸干事。 

  抗日战争时期,我曾任泗沐县委敌工部部长,1943年秋任新四军驻宿北县联络处主任。宿北在宿迁城北,四周的运河纵横,公路、铁路交错,有敌军据点10多个,斗争环境十分复杂。我经常化装成伪军去了解敌军据点的情况,从事分化、瓦解、争取敌军的工作。在这期间,我就曾随伪军团长到位于徐州的绥靖军司令部去刺探军情。也穿便衣跟随伪军队长到日本小队部报假情报,伺机搜集日军的情报。由于在宿北的工作完成得好,在召开淮海地区敌工部工作会议上,得到地委书记金明的表扬。 

  1941年皖南事变,敌军李仙洲部及马彪骑兵团疯狂向我军发起进攻。在半古店战斗中,我军伤亡很大。在罗集战斗中我在9连,与指导员杨弁一起指挥部队痛击了敌骑兵部队,使我军得到安全转移(1973年我与杨弁再见面畅谈时,他任辽宁省革委会主任)。后来10旅转入皖东北的洪泽湖东面及运河以南打击敌人。当时,运河以北驻扎着敌军王光夏部,我军决定渡河,把敌人消灭。我负责组织会泅水的30多名战士组成突击队,准备实行强渡。 

  强渡前,刘震司令员作战前动员:“你们是光荣的突击队员,要像红军长征时强渡大渡河的英雄那样,不怕牺牲奋勇向前,消灭北岸的敌人,完成党交给你们的光荣任务……”。攻击信号发出后,我带一挺机枪架在木排上,与突击队员扑进河中,强渡开始了!敌军发现我部强渡后,立即组织火力对我们进行猛烈扫射。我部突击队冒着枪林弹雨冲上了北岸,扫清了敌军的滩头阵地。在这次强渡战斗中,我们突击队牺牲了20多人,每每回忆起他们我都感慨万分。在总结这次战斗的大会上,我们被旅政治部授予“战斗英雄”的称号。 

  1949年上半年,我在淮阴军分区特务团任团政委,团长是史福泰。我们奉命率部队在当地修筑淮河的防洪堤以及兴修水利设施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,我们部队与淮安县人民一道开庆祝大会,庆贺新中国的诞生。 

  全国就要解放了,组织上要派很多人到南方去,我就是在那时被调回广州,准备投入新政权的建设中去。途经南京,到了国民党总统府的时候没地方住,我就曾睡在总统府办公室里。 

  广州解放,我就转业到河南区任区委代书记。在部队习惯了纪律严明,一切行动听指挥,上下步调一致。到了地方,你要求部下一刀切地执行任务就会出现各种复杂的情况,一开始很不适应。是通过逐步转变工作方式去推动各项工作的完成。首先,我严格要求自己,事事以身作则,处处牢记服务人民,得到了同事的尊重和群众的拥护。因为当时区里面的部门很多,有公安分局、税务分局、银行、法院等等很多部门,但共产党的干部还比较少,我一人就曾身兼区委书记、区长、法院院长的职务。为使这些部门运作正常,同时又减少他们工作上的麻烦,我经常深入基层,这样一来,对出现的疑难问题了解得更多、更细致,处理起来也就更得心应手。 

  在河南区工作虽然时间不长(19507月至19569月),在这期间,我主要抓了几个问题:第一是解决好区委领导班子团结。因为当时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,人员结构也比较参差,大家的性格、脾气都有差异,要步调一致就得解决好团结的问题;第二是要抓住民生,关注群众生活。由于那时刚解放不久,群众的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。多关心群众的疾苦,人民群众才会更加拥护共产党,拥护新中国的。记得有一次小港街辖区内的木屋区发生严重的火灾,我立即赶赴现场指挥大家进行救援工作,而且在几天的时间内就解决了受灾群众的住宿问题;第三是当时解放后很多人失业,如果不解决好他们的就业,对社会的稳定是一个隐患。我们组织工赈队。以工代赈,去搞市政建设。第四是要解决好涉及到群众利益问题。当时区公安分局占了市红会医院很多地方,我们就想方设法让公安分局把这些地方腾出来,交回给红会医院。第五,我团结、带领区委区政府领导班子,开展和完成抗美援朝、农村土地改革、镇压反革命、“三反”“五反”等运动,以及粮食统购统销、棉布统购统销、普选人民代表等工作。 

  另外,对于干部队伍内部的事情也要采取慎重处理,以免造成不良影响。当年公安分局姓郭的局长,闹着和太太离婚,要我同意并签名。而他太太是当时区委组织部部长,双方都是区委委员,我觉得广州刚解放不久,社会秩序还不稳,需要我们党内的同志齐心协力去工作,而这对夫妻因为家庭琐事而闹矛盾,会给党和政府的工作带来负面的影响。于是我就做调解,结果他们达成和解,没有离婚。 

  文化大革命前,我在广州市机电局当副局长,四清运动时在同生机器厂搞运动。当时厂里想制造汽车,我支持职工的积极性,争取上级拨款10万元,并亲自到南京汽车厂找该厂的党委书记沈樵枫帮忙,该厂就把生产图纸转让给我们(是美国60年代的汽车生产图纸,当时长春汽车制造厂也正在试制)。回到厂里,工人们热情很高,苦战半年就造出了5台红卫牌的汽车。19667月,我带着职工代表,开着汽车到市委报喜,并把汽车开上白云山,实验结果性能良好,工人们都非常高兴。 

  文化大革命期间,我被造反派审查了几年。革命战争年代我什么艰难困苦没经历过?这点把戏没有吓到我,我还是一如既往地相信共产党。 

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个把月,中组部副部长曾志到广州,约了我和市委统战部部长崔杰两人到省委招待所。曾志代表中央要求我们到郑州市当领导,我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身体受到伤害,还需要继续养病,婉拒了组织的好意。 

  离休后,我安享着幸福的晚年。今年我已经90岁了,回想起自己的一生,旅途中一幕幕跌宕起伏的场景,就像一部巨大的悲喜剧展现眼前:从不怕苦一心追求心中的革命圣地,到不怕死参加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,也经历了枪林弹雨中身边亲密战友不幸倒下的痛心不已,更目睹了新中国成立后各种政治运动带给国家、民族及人民的伤害。我庆幸自己能活到今天,遇上了改革开放带给人民以及祖国的春天。此时此刻,更让我怀念起为新中国成立付出了年轻生命的战友们。 

  正是: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。 

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根据向平同志口述及提供的材料整理     执笔:远帆)